【人物名片】
刘愿，男，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华南师范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国际金融与贸易学士学位，在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SSCI)、《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项。
记者：您在第二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以及上财经济史学讲坛上的演讲，都论述了关于看不见的手如何治理货币，能谈谈您的关于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研究吗？
刘愿：这个理论熟悉的人可能不是很多。简单来说，在1976年哈耶克有一本小册子叫做《货币的非国家化》，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主张，即取消政府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允许私人银行来发行不同货币，通过私人银行竞争来约束政府的发钞行为。2011年以后我开始通过研究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历史来研究这个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运行机制。
在民国时期，当时的货币制度是银本位制，发行兑换券。不同的银行，可以发行不同的兑换券，不同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竞争，这个时候的中央银行没有垄断货币的发行，所以就形成了大概有三十多家银行竞相发行不同兑换券的这么一种市场结构，这就为我们检验货币非国家化提供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在哈耶克理论里面提到声誉机制能够约束银行的发行行为，声誉好的银行会注重自己的声誉而去维持声誉的稳定。所以我利用1934年9月份到1935年9月份大概三十多家家银行月度发行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基本发现是，那些历史越悠久、声誉越好的银行，在白银风潮下，货币发行的增速越慢。接着我用1931年到1934年的150家的年度营业数据来考察谨慎发行兑换券的好处，我发现声誉好的银行有更多经营上的优势，比如实收资本更多、盈余公积更高、存款占比更高、最终贷款也更多，而且这些经营上的优势确实转化成了高利润，这高利润主要是通过贷款实现的。最终我们还进一步考察发现，历史上利润水平越高的银行，在白银风潮时期货币发行越慢，这恰恰说明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倾向于谨慎发行来维持币值稳定。
这个发现，与那些反对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文献正好是不同的，他们认为只要货币的面值高于发行成本，私人银行就会无限地增发，但是这些理论仍然停留在垄断货币发行的情况下来谈问题，他们忽视了市场结构变化了后，超发的货币会变得一文不值，银行原有的收益会随着货币不断贬值而消失殆尽，所以发钞行超发货币的机会成本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当中是非常高的，所以银行要保持谨慎。
我还有一项研究是考察了1941-1943年陕甘宁边区边币和法币之间的竞争。在边区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之前，边区流通的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在国共关系恶化之后，边区政府不得不发行边币来为边区政府融资。我的研究发现，即使边区银行有政权力量做保障，边区银行在边币的发行上仍然不得不受到市场力量的约束，具体来说就是：边币的发行数量很大程度上受到边币与法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边币相对于法币贬值时，边币流通的范围缩小，边区银行不得不收缩发行并通过增加法币储备的方式重建边币声誉。当然，在现实中货币的发行的确受到边区政府财政融资需求的驱动。边区银行的行长朱理治在边币发行伊始即深刻的认识到市场规律对发行数量的限制，在发行第一年是非常谨慎的。但边区政府的财政紧张不断地向边区银行施加压力，希望通过增发来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紧张。最终，银行发行服务财政需求的力量在高岗担任边区政府主席期间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所以在边币发行的第二年即执行扩张性发行的政策，结果是边币贬值，边币流通范围缩小，甚至边币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在市场竞争的约束下，银行发行服务财政需求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在边币发行的第三年，边区银行不得不回到谨慎发行的轨道上。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只不过发表在非主流刊物上，了解的人并不多。
记者：您认为解除政府在决定货币供应量上的绝对垄断权，建立竞争性的货币体系在中国有可能实现吗？
刘愿：每一次经济危机后，各个国家采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来应对危机，这种做法在短期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恢复就业，但从长远来说，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像08年的房地产泡沫正是由于2000年的网络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不断降低基准利率所导致的，但利率是不可能无限降低的，当物价恢复到一定程度甚至存在通胀的风险时，政府又不得不提高利率。所以经济总是在周期性的波动，而这个波动跟政府人为地调整利率有密切关系。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一个经济中究竟多少货币才是符合市场需要，而我们现在的做法相当于假设中央银行知道均衡的利率，所以中央银行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但其实中央银行一定能够确切的知道每一个时间段所需要的货币量吗？如果根据一般的市场经济原理，应该由分散的这些银行，通过不同的发行数量来对市场进行不断的试探，然后分析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从而不断调整。
事实上我们不是不知道政府在短期内降低利率、增加流动性的危害，但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它还是这么做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作为一个学者就是要思考这些问题，并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我想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从1929年到1931年的大萧条以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或者自由市场经济有效性被质疑了，而凯恩斯提出的《通论》提出了一个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并且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弥补这个有效需求不足，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主义后来的发展中加入了货币政策），通过相机决策的一个反周期调节熨平经济的波动。这是一个从经济学理论上的革命，而这个革命使得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功能产生了怀疑，寄希望于政府更多的干预，而且相信这种干预是有效的。
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西方，一个候选人或一个政党的代表是否能够当选或者连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任期内经济的表现。比如在美国，民众很看重的是就业率。而如何维持一个好的就业率，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让失业率不至于太高，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尽管他们也知道，这种政策长期来看对经济是有害的，但是选举制度的局限性导致他们只能顾及短期目标。所以要建立真正的竞争性货币体系呢，可能是相当困难的。
记者：您进行此类研究的目的和收获是什么呢？
刘愿：我主要做了三个研究。第一个是关于土地制度的。实际上是研究了不同的农地转用方式，包括国家土地征用，南海的土地股份制，也包括像台湾和日本基于土地私有制上面的这种农地转用等不同的方式以及它对农民土地利益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是关于大跃进饥荒成因的。在这里面分析了几个不同的成因，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就是高征购。在高征购的基础上我提出了集体的高积累。因为在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当中，除了交给国家以外，集体是有提留的，如果集体的提留增加了，就会减少农民的口粮消费，就有可能会加剧饥荒。而集体高积累这个假说，实际上在现有的研究里面是没有被关注到的，所以这是对大跃进饥荒的一个新的解释。我和另一位合作者还研究过公共食堂机制是如何影响饥荒的。虽然已经有文献研究过公共食堂这个因素，但对其中的机制和检验还是做的不够的。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学者的使命，就是提供新的知识。经济学可以归为社会科学，它跟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可能是一个新的发明，社会科学应该是一个新的发现，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这种贡献可能不像自然科学，马上就能够推动技术的进步，直接带来生产力的增加，它只是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并不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但是对于我们吸取历史教训或者改善未来政策的制定是有借鉴意义的，这就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
第三个是货币竞争的。我对哈耶克的理论的研究，是希望为现有的研究提供一些中国的经验证据，为今后经济理论发展提供一些依据。其实通过这些尤其是货币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独立思考和提出独立见解的使命，而这些思考的结果和得到的结论跟我们现在传统的想法、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而这个观点多大程度上能被别人接受，或者什么时候能被接受，不是学者个人能够左右的，但是重要的不是说别人接不接受，重要的是你如何严密地提出科学的论证，毕竟现在不接受不代表以后不接受。凯恩斯在《通论》中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他的话实际上是被印证了的。像凯恩斯通论刚刚发表的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跟当时主流的自由市场的观念是不吻合的，但现在各个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1936年凯恩斯所发表的通论，它也成为了我们教科书中的所谓的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遗憾的是，凯恩斯的思想并没有改善经济社会的福利，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了。
（撰稿人&记者：成晓雯、林子琛 审稿人：张晓娜）
